《治史三書》：一位傳統學人的修養與治學

來源未知 作者：admin 2016-12-17 09:34

 
治史三書》是嚴耕望以治學心得為基礎，融合陳寅恪、傅斯年、錢穆等幾代史學大家的治史經驗著述而成的一部史學方法論著作。錢穆在上個世紀曾勸勉這位弟子，“給青年們一些影響，否則他們都不懂學問應該怎么做了！”嚴耕望修改舊稿，續撰新作，最終匯成《治史三書》。
　　書中既有《錢穆賓四先生與我》的回憶結集，也有自道學史歷程的問答錄。談到治史經驗時，嚴耕望隨時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，為后來人留下肯綮的入門指導。他始終致力于成為“一個堅強純凈的學術人”，面對上個世紀的動蕩而紛亂，葆有一位傳統學人的淡泊寧靜。
　　如果換個角度，這本單行結集出版的《治史三書》，恰恰是他由學問入生命、把全副生命交付學問的三個層次：治史的方法論之書；個人的學術自傳之書；淡泊自甘、寂寞自守的生命之書。
　　錢穆曾勸勉弟子嚴耕望，“給青年們一些影響，否則他們都不懂學問應該怎么做了！”嚴耕望修改舊稿，續撰新作，最終匯成《治史三書》。
　　在同門余英時看來，“他自審一己的才性近于追求確實而穩定的知識，對于不易把握的抽象問題則不愿涉足。”
　　治史入門　欲把金針度于人
　　史學家結合自身經驗，向后學傳授方法時，往往語言通俗，親切而實用。《治史三書》亦是如此。
　　嚴耕望說，“《治史經驗談》允當內篇，《治史答問》視續篇，都從問題入手，《錢穆賓四先生與我》作為補篇，改以經歷說法，主輔互證，橫縱結合。”書中不僅包含了史學家應有的志業與修養，以及治史的原則與方法、史學論著的撰述體制、引文格式和注釋安排，還有治史必備知識技能，如目錄學與校勘學等細碎問題。既有嚴耕望幾十年來的研究心得，也涵蓋了史學研究的大小問題。
　　構建體系上，嚴耕望更傾向研究者“要空蕩蕩地毫無一點預先構想，完全憑一些散沙般毫無定向的零碎材料，自己搭起一個架子自成一個體系”，從史料搜羅和研究中，建立起一套看法和理論。這與清代樸學大師戴震的“空所依傍”與西方韋伯的“價值中立”大抵殊途同歸。在治史的觀摩與體悟中，他主張要大量地細讀好著作，體會作者探討問題的線索。例如，被問及“中國通史”入門導讀時，他建議以錢穆《國史大綱》為主，呂思勉幾部斷代史為輔，“前者是近乎‘圓而神’的著作，后者是近乎‘方以智’的著作”，他認為在這樣一經一緯的準備下，跨入史學之門，將會無往不可。
　　對于史學家，“專精”和“博通”兩種品質，哪一種更重要？清代時史學界就爭論不休，樸學和漢學兩個流派中尤為明顯，章學誠在《文史通義》中說“浙東貴專家，浙西尚博雅，各因其習而習也”。嚴耕望對此有他獨到的看法。他將其分為“專”、“精”、“博”、“通”四個層次——“專不一定能精，能精則一定有相當的專；博不一定能通，能通就一定有相當的博。”嚴耕望提倡從博通出發，達到專精的至臻境界。這種博通，最典型的表現在斷代史的研究中，“研究一個時代或者朝代，最少要懂三個時代或朝代”。同時，在博通的視閾中，研究大范圍內的小問題，力求專精，才能“產生大而且精的成績”。他認為，初入史學大門，該對“中國幾部大的舊書能徹底地看，基礎以穩固，將來往任何方向發展，皆能得心應手，毫無窒礙”。所謂徹底地看，即從頭到尾的細讀精度，注疏和考證也不可放過。
　　嚴耕望用《孟子》中的“充實而有光輝”，形容史學論文該達到的水平。這是一種規模恢弘、組織嚴密、且有創獲的境界。他對自己畢生追求的史學事業，要求“真實、充實、平實、密實”，他的《唐代交通圖考》，器局之大，功力之深，算得上是這一境界的典范之作。
　　學術自傳　追求確實而穩定的知識
　　在二十世紀中國中古史領域，繼呂思勉、陳垣和陳寅恪等大師后，大陸可舉唐長孺和周一良為代表，臺灣無疑嚴耕望是領軍。他沒有留下自傳，雖提及有日記和生活記錄，據聞也未保存下來。但在《治史三書》中，他隨時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，除了親歷的人事，也對二十世紀史學家們有評述。可將此書看做他的學術自傳。
　　在《治史答問》中，他將自己的學史歷程中的重要事件與轉變契機娓然道來，以饗后學。他對歷史的興趣由《三國演義》激發，不過卻進而借字典強讀了《三國志》，而后遠涉其他史書，由此對歷史萌發了初步興趣。高中時，他廣泛閱覽一些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著作，在高中歷史老師李則剛的引導下初知治史門徑。1937年，在七七事變的硝煙中他考取了武漢大學歷史系，開始了系統的歷史學訓練。1941年，錢穆于武漢大學講授“中國政治制度導論”，成為嚴耕望的老師。錢穆對歷史制度和歷史地理的強調，影響著嚴耕望而后五十年的研究取向。
　　嚴耕望從小最擅長且最喜愛的算術一科，在同門余英時看來，深刻地影響著他的治史路徑。“他自審一己的才性近于追求確實而穩定的知識，對于不易把握的抽象問題則不愿涉足。”某種角度上，嚴耕望的治史路徑像接近實驗的科學家，追求實證的歷史知識。縱觀一生的治學途轍，他較近于陳垣和呂思勉，稍遠于陳寅恪和錢穆。但他對史學四大家的優點則能兼收并攬。“他的規模弘大承自賓四師，辨析入微取諸陳寅恪，平實穩健尤似陳垣，有計劃而持之以恒則接武呂思勉。”余英時評價說。
　　淡泊與寂寞　傳統學人的執念
　　在很多場合，嚴耕望都不避諱談及清代治學傳統對自己的影響。無論是延續樸學的傳統考證史學，還是治學修身上的“儒道兼收”，在他身上，治學與一生的生命體驗緊密相連。他是一位中國傳統式學人，俗世中，淡泊自甘、寂寞自守；學問里，則恒定毅勇，有所追求。
　　確定以中古制度與歷史地理作為終身治學的兩大方向后，他一直勉勵自己，終身保持“有大志，有信心，有計劃”的生命狀態和學術節奏。出身于累世務農之家，他自幼年就對物質享受沒多大奢望，習慣“知足常樂”，唯一常感不足的是學術工作。“我常反省自己，覺得我非貪人，但對于學術工作卻很貪，既欲精深，又想有相當宏通，如此就不免隨時努力去做”。因這樣的學術志向，如何處理世俗生存、個人修養和治學三者的關系，就成為極其重要的問題。
　　嚴耕望認為，首要的是健強身體和健康心理。他不止一次扼腕嘆息，“我們這個時代的史學家群推陳寅恪先生為巨擘，以他天分之高，學養之深，語文工具之博備，誠為曠世難得之人才”。但陳寅恪一生未盡其才學。“我想陳寅恪先生大志不遂，最基本的原因是身體太差，又是悲觀主義者，自不勝負荷其志愿”。
　　第二個關鍵在于一心力、惜時光。心力和時光既然都有限度，而學問又是心力時光交織而成，故心力與時光愈能集中，成果愈大，對他這樣的學者來說，人生就是一切都浸潤在學術工作中，成為一個純凈的學術人。淡名利、戒浮躁。對外要開闊胸襟，迎接萬千；對內則當應慎戒執著，免得限于拘泥不化。他為自己擬定的治學原則與處事方法，縱貫了為學的幾十年。
　　他雖然自謙“才極平庸，尤弱記憶”，但他對學術工作能永恒堅持——“如果要說我對學術工作有一點小成就，主要是靠一個‘恒’字訣。”他自述生平除了幼年時代有一段頑童生活之外，自十二三歲開始，就沒有一天離開書本，一心一意做學術研究。嚴耕望在哈佛做訪問學者時，正在撰寫《唐代交通圖考》，他從香港攜帶了無數筆記卡片。這些卡片自他的大學時代起未中斷，有些還寫在抗戰期間的糙紙上。這種記錄方法源自于清代小學傳統，也是他讀書功力的體現。這種日積月累的功夫最能體驗嚴耕望做學問時堅持的“恒德”。
　　“造次必于是，顛沛必于是”。這樣將生命獻給學問的，把學問作為人生最終目的的，是一位流落在二十世紀下半期的傳統學人，在動蕩和紛擾的時代，活出了動人風景。